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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874年左右，一名已經復讀了好幾次的落榜生，決定不再走通過考試改變命運的道路。六年後，他率領大軍攻入長安，對壟斷了社會上升通道的門閥大族進行了大清洗。這就是著名的黃巢起義。
在中國的古代歷史上，這種由農民和失意知識分子結合，發起大規模的武裝鬥爭，對統治階層造成顛覆性打擊的例子屢見不鮮。
在大大小小的農民起義中，總是可以見到作為軍隊智囊或直接作為起義領袖的「讀書人」。知識分子的加入對於農民起義軍的輿論造勢、擴大組織以及後方治理等都起到了難以替代的作用。
儘管古代讀書人參與造反的例子比比皆是，但奇怪的是，如今有很多人指責中國古代有「愚民」的文化傳統。這些人引用一兩本古書上的只言片語，認為中國古代數千年來都將「愚民政策」當作治國之本。他們進一步用這個原因來解釋為什麼現代科學起源於西方，而不是中國；以及為什麼到了近代東方會落後於西方等等問題。
這種解釋方式實際上是源於一種病態的“反思狂熱症”，它認為一個糟糕的結果一定對應著某個貫穿了全部歷史線的糟糕原因，這樣才能顯得自己反思得更加徹底。
於是，他們認為東方在近代的落後，一定是因為某個在過去幾千年一直都存在的落後因素。有的人將它歸於文化原因，例如愚民政策；有的將它歸結於制度原因，例如「秦制」；有的將它歸於語言，認為象形文字限制了我們的思考；甚至，有的將它歸於種族原因，認為是這片土地的人種不行。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們的歷史和文化就是被這樣一種歧視性的目光壓制著，無法得到公正的評判。
改變這種現狀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今天，我們就先來比較古代東西方的文化製度，究竟誰才是在真正的「愚民」。
1.雙重結構
西元12世紀初，英國國王亨利一世與主管全英國教會的主教長坎特伯雷大主教有過一段爭執。他們在爭論，究竟應該是國王還是主教來主持官員的授職儀式。
兩人爭執不下，最後只能由雙方共同派出使節，請示羅馬教宗。使節們帶回了教宗的回信，其中明確說明嚴禁王室主持教會人員的授職儀式。但是，國王派出的使節聲稱，教宗親口告訴他們，國王可以主持俗世官員的授職儀式。而主教的使節否認了這一點，說教宗的意思都已經寫在了羊皮紙上。
眼看雙方又要爭論不休，國王的一位親信質問為什麼相信“一塊墨水染黑的公羊皮子”，也不願相信教宗本人對使節說過的話。
奇怪的是，眾人聽到這個理由後都不敢再質疑。這是因為在中世紀的歐洲，人們普遍認為口頭傳遞的訊息要比書寫出來的信息更神聖，也更有權威。
這就類似我們這邊有人相信，一位得道高僧可以透過觸摸的方式為普通物件開光。當時的歐洲人認為，權威是來自於擁有特殊地位的個體。他們所發出的命令之所以蘊含了權力，是源自於他們口中所做的動作。
在當時的歐洲國家，當官員甚至是國王，並不需要現代意義上的讀寫能力。國王頒布法令，法院發出傳票，都是以口頭的形式進行。書寫僅被認為是口頭訊息的一次記錄，它的權威性不如口頭表達。
然而，這種觀念的形成其實是跟歐洲中世紀超低的文字普及率，超高的文盲率有關。
在中世紀的歐洲，負責文化教育的教會系統和負責日常管理的行政系統是並行的兩套班級。這種並行的雙重結構使得世俗權力與文化教育是相對分離的。國王是世俗權力的代表，教會則掌管人們的文化和精神世界。
在這種結構下，教會為了維持自己的文化特權，往往會尋求對知識的絕對壟斷。教會發明了許多種手段，來防止平民甚至貴族輕易接觸「神聖的知識」。
例如，教會一直堅持使用拉丁文作為信息的載體，用本地語言來書寫《聖經》會被認為是一種褻瀆，是明令禁止的行為。也就是說，平民如果要學知識，先要學會一門外語。這直接將大多數人排除了出去。
拉丁文作為訊息的載體
同時，教會幾乎壟斷了社會上的所有教育資源。歐洲中世紀的教育機構主要由教會學校、修道院學校和少數城市學校組成。那些想進入學習的人，大都需要脫離原來的家庭和社會關係，成為一名專職的神職人員，融入教會的體系。這意味著這些學生畢業後也會主動維護教會的利益，不會輕易向外界擴散知識。
這導致中世紀歐洲就連官員和貴族的識字率都很低。根據中世紀史學家麥可·克蘭奇的研究，在1066年以前，英格蘭的法律和行政事務都是以口頭傳達的方式進行。直到1200年左右，也就是我們的宋朝時期，英格蘭的法院系統才出現了書面紀錄。
論起“愚民”，歐洲教會這種從文字層面的全面控制才是個中魁。
同一時期，中國古代的文化教育與行政系統緊密連結在一起。中央政府為了對抗門閥士族的勢力，還有意促進知識的下沉，透過寒門取仕來制約豪族對社會資源的壟斷。
儘管古代中國供養讀書人也是一項困難的事情，但是從官方到民間都提倡辦學。各地興辦官學、私塾成為一種風氣，知識下沉的程度遠超中世紀歐洲。
以農業時代的經濟標準來衡量，中國古代的讀書人供給甚至是“過量的”，以致於產生了大量遊離在體制外的窮酸書生這一群體。
這帶來了東西方文化製度在「愚民程度」上的另一個差異：我國古代並不缺乏失意的知識分子組織、參與、甚至領導反抗現政權的情況；相反，中世紀的歐洲這種情況極其少見，也是歐洲的底層百姓很少能組織起大規模武裝反抗的重要原因。
2.社會控制
西元1381年，黑死病正在歐洲反覆肆虐，百年戰爭又耗盡了英國的國庫，英國王室和貴族加緊了對底層民眾的盤剝。於是，英格蘭東部的一群農民和工匠聯合起來，在一名名為瓦特·泰勒（Wat Tyler）的瓦工的領導下，發動了武裝起義。
瓦特·泰勒領導發動武裝起義
同歐洲歷史上的其他底層起義一樣，這支起義軍的成員基本上都是文盲。不過，這次有些特別的是，一名被教會驅逐並投入監獄的牧師，約翰·鮑爾（John Ball）出現在了隊伍裡。
他向人們進行了一場特殊的佈道，作為這場起義的思想動員，其中有這樣一句話：當亞當耕地，夏娃紡織時，誰是貴族？
當亞當耕地，夏娃紡織時，誰是貴族？
大約比約翰·鮑爾早1500年，中國古代的陳勝吳廣起義就有了類似的話，「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而且，這兩句意義相近的話在東西方文化中的影響力差異很大。 「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在中國幾乎家喻戶曉。而約翰·鮑爾的這句話流傳範圍就比較有限，沒有一定的歷史或文學素養很少聽過它。
約翰·鮑爾的個人命運也揭示了為什麼西方中世紀的知識分子不僅很少參與到底層民眾的反抗活動，也往往扮演了反動的角色。
在中世紀的歐洲，教會與王室雖然也彼此競爭，但他們作為社會中的特權階級更像是相互合作的關係。
教會對文化和思想領域的掌控，能夠幫助國王維持社會秩序；反過來，國王也支持教會持有大量土地和財富。教會還有享有課稅的權力，使得神職人員有較穩定的經濟來源，其中許多人甚至比世俗貴族更富有。
穩定的社會地位和經濟收入，大大降低了教士集團反抗現政權的動力。他們不需要像中國古代的讀書人那樣，擔心因為科舉失利而失去前途甚至生計。
教會與國王是互惠共生
而且，教會對神職人員有嚴格的自上而下的管理體系。任何違抗教會權威的神職人員，都會遭到嚴厲懲罰，輕則開除教籍，重則面臨火刑。這種嚴密的教會管理體系，也大大減少了教士接觸和參與造反的可能性。
約翰·鮑爾對現狀產生不滿，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是沒有教區的巡迴傳教士。他發表了幾次激進言論後，曾被多次投入監獄，並被逐出了教會，剝奪了佈道權。起義失敗後，鮑爾被絞死，然後分屍，來嚇阻反抗者。
在教會團體有效的、系統性的「愚民政策」下，歐洲的農民起義往往目標極為有限，呈現出「反領主不反國王」或「反國王不反教會」的特徵。
底層起義由於缺乏知識分子的參與，無法提出有效的政治綱領和長遠的目標。起義軍也往往缺乏組織力和後方管理能力，難以長久維持。
從這方面來看，歐洲中世紀的這套文化製度，在社會控制方面的表現堪稱亮眼。
直到文藝復興之後，教會對知識的壟斷逐漸被打破。歐洲湧現大量獨立於教會體系的知識分子，這套高度愚民的文化體制才出現了鬆動。
文藝復興之後教會對知識的壟斷逐漸被打破
如今有些人在大力批判我國古代社會有「愚民」的文化傳統時，經常摘抄某些古書上的幾句話作為論據，似乎就完成了論證，從來不去對比同一歷史時期東西方社會的真實情況，就痛心疾首地開始反思。
當然，我們承認近代以來的不足，承認需要從外在世界學習。但是，抓住一個東西方的差異，就進行散文式的、抒情式的反思，並不能讓我們受益，反而有可能將我們引入歧途。
例如，有一種觀點就認為，中國在近代的落後，就在於社會上沒有一個主流宗教，導致中國人缺乏信仰。當我們了解了中世紀宗教組織對知識的壟斷，及其造成的社會後果，就能夠屏蔽這種有害的反思。
事實上，西方歷史上的「愚民」文化傳統並沒有完全消失，直到現在依然保留了重要的影響，充當了西方社會反智主義的思想來源。
3.歷史的遺響
2018年，一項針對美國人的調查（YouGov）顯示，55歲以上的人群中有94%相信地球是圓的，但是在18歲至24歲組這個比例降到了66%，也就是說有三分之一的美國年輕人不確定地球是不是圓的。
受訪的8千多名美國成年人，揭示了一個令人不安的現象：美國人中堅信地球是圓的比例，隨著年齡的下降竟然也隨之下降。
更多的研究也表明，越年輕的美國人反而越容易相信「地平說」、「神創論」等宗教典籍中記載的理論。這種狀況與美國的公共教育品質逐年降低有很大的關係。
地平說
雖然經過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知識和教育資源不再為教會壟斷。但是，宗教在美西方的文化和教育領域依然影響力很大，常常出來爭奪人民的心智。
美國的許多公立學校講授進化論時，會受到來自宗教團體的壓力，要求同時教授「神創論」作為「平衡觀點」。一些州的教育委員會，也曾提出要將《聖經》納入公共教育體系。
神創論
隨著經濟下行，美國政府在公共教育上的開支不足，宗教力量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大。這就是為什麼美國的年輕人反而出現科學認知程度下降的重要原因。
同時，由於貧窮的家庭只負擔得起公共教育，窮人的認知程度受到的影響也更加嚴重。
2018年的調查也顯示，與收入超過4萬美元的人（92%）相比，收入低於4萬美元的人（79%）中，相信地球是圓的比例更低。
東西方歷史上不同的文化製度，帶來的另一個差異是人民對教育的態度。
中國社會非常重視教育，認為「知識改變命運」應該是一個健康社會的基本標準。凡是涉及教育公平的事，常能引起大眾的注意。
知識改變命運
相較之下，西方人似乎認為教育領域存在「世襲特權」並不是什麼大問題。例如，美國常春藤大學會公開給校友的子女、大額捐贈者的子女在錄取上給予照顧；上流社會公開將名校推薦信當成利益交換的工具，或者維護社交關係的人情世故等，都被視作天經地義。
當然，這並不是說東方社會就不存在類似的「走後門」現象。差別在於，這種行為在各自社會中有著不同的性質。在東方，這些行為只能在私下進行，要設法避開公眾的視線，唯恐被別人知道；而在美西方社會，這種私相收受的行為並不違反公序良俗，甚至可以作為明面上的規則公佈於眾。
相反，千餘年來，中國人已經形成了一種信念：一個理想的人應該去追求知識，知識也應該為每個努力者打開上升的通道。
這就像人生一旦經歷過一些事，就再也回不去了。我們走過的歷史，塑造了我們如今的認知。
它們凝結成了教科書上的那幾句話，“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以及我們仍然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等等。
與之相比，西方那些動不動就鼓吹人類社會已經找到了最理想的形態，歷史已經終結的論調，更像是販賣精神鴉片的神棍。
如果說今天仍然有“愚民”危險的話，它們更有可能來自那些鼓吹國外有一勞永逸解決所有問題的“先進秘方”，實際上則是藉著“國際先進經驗”的名義，為自己搞特權。
那些愚弄民眾者，最後自己也會頻頻鬧出笑話。如今，川普剛上台5個月，時間卻彷彿過了5年。而歷史的車輪仍在滾滾向前，一切經不起檢驗的都將被碾碎。